中国互联网的治理与贫富差距 ——陈忠德主任谈（技术红利的共享难题）

中国互联网治理如何直面数字鸿沟下的贫富风险

当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，一个不容回避的深层问题逐渐浮出水面：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，究竟是缩小了贫富差距，还是在不经意间将其放大？从“宽带中国”战略的全面实施到“东数西算”工程的纵深推进，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然而，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价值分配者。在效率优先的网络效应作用下，数字经济的发展确实带来了“四大极化”风险：企业利润极化、就业结构极化、收入分配极化、供需匹配极化。这要求互联网治理必须从单纯的产业促进，转向更为复杂的分配正义关切。

不平等的三重面相：地域、人群与行业鸿沟

互联网经济的分布不平等首先表现为地理维度的“数字鸿沟”。尽管中国已经实现“县县通5G”，但数字资源的获取在东西部之间、城乡之间仍存在显著落差。欠发达地区不仅缺乏足够的数字基础设施，更关键的是缺少利用数字技术创造价值的能力。这种数字禀赋的不平等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：数字资源匮乏导致发展滞后，发展滞后又进一步加剧数字资源的不足。研究表明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确实能够通过提高互联网可及性、带动个体职业调整、促进社会资本积累来缓解收入相对剥夺，但这种“扶弱效应”的发挥需要精准的政策干预。

人群之间的“技能鸿沟”则更为触目惊心。数字技术本身就是一种“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”：那些受过更高教育、拥有更强学习能力的群体，能够更早、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获取收益；而教育水平较低、年龄偏大的群体则面临被技术替代的风险。有研究预计，到2049年中国将有2.78亿劳动力被人工智能替代，占中国就业总人数的35.8%。当年轻人凭借数字素养获得高薪岗位时，中老年劳动者却在经历结构性的就业替代，这种代际间的收入分化正在重塑中国的社会结构。

行业层面的分化同样不容忽视。金融科技、电子商务等领域的数字化程度遥遥领先，而传统制造业、农业的数字化转型步履维艰。这种行业间的技术差异限制了信息和技术的流动，也影响了人才的流向和资源的配置效率。更具警示意义的是，实证研究发现：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“先缩小后扩大”的U型趋势，而中国大部分城市已位于U型曲线的右侧。这意味着，数字经济的继续扩张可能会加剧而非缓解城乡收入差距。

平台经济的“赢者通吃”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

讨论互联网经济的分配效应，无法绕开平台经济的特殊市场结构。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，同一市场内往往只有极少数“赢家”，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寡占特征。微信、淘宝、抖音、滴滴等头部平台依托用户规模形成的竞争优势，不仅占据了绝大多数市场份额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强大谈判力与话语权。

这种市场势力的极化直接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。平台垄断推动了收入从劳动力向资本的转移：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电商商家在平台规则面前的谈判力不断削弱，所获收入份额持续走低。尽管平台经济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，但这些新就业形态往往伴随着劳动关系的模糊化。平台通过众包等灵活用工模式，规避了传统雇佣关系中的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责任。当劳动者在缺乏制度保障的状态下参与数字经济时，表面上的就业机会可能掩盖了实质上的权益剥夺。

治理转型：从效率优先到包容共享

面对数字技术可能加剧贫富差距的风险，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正在经历深刻转型。2025年出台的《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》明确提出，要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，推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时代发展红利。这一政策转向的核心，是从单纯追求数字经济规模扩张，转向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。

在区域协同层面，“东数西算”工程的深入实施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布局，通过算力基础设施的全国一体化配置，引导数据要素跨区域流动，弥合东西部的“算力鸿沟”。在乡村层面，数字乡村建设、“数商兴农”工程的推进，正在试图让手机成为“新农具”、数据成为“新农资”、直播带货成为“新农活”。在群体层面，“信息无障碍”推广工程和数字素养提升计划，致力于帮助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群体跨越数字鸿沟。

然而，治理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发展与分配的关系。研究表明，金融活跃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，可以有效削弱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。这意味着，单纯的基础设施覆盖并不足以自动带来分配改善，还需要配套的金融服务、教育培训、社会保障等制度供给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：要实现数字技术的普惠，不仅需要技术创新，更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革。

数字时代的分配正义命题

互联网经济的分布不平等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，但中国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去应对这一挑战。从“宽带中国”战略的减贫效应来看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确实能够缓解收入相对剥夺，尤其对农村地区、教育水平较低群体具有更强的扶持作用。这证明，数字技术的分配效应并非命中注定，它取决于如何治理、为谁治理。

数字时代的贫富差距问题，本质上是技术进步的成果如何公平分配的问题。当算法决定谁被看见、谁被淘汰，当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，传统的再分配机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正在探索一条新路：既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以“做大蛋糕”，又要通过制度创新弥合数字鸿沟以“分好蛋糕”。这条路的终点，是让数字技术真正成为共同富裕的助推器，而非贫富分化的加速器。